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投资环境的问题，我想我的任务是给大家今天上午的讨论提供一些背景，从理论的方面给大家提供一些讨论的背景。所以我想不太可能涉及到非常具体的问题，但是希望在这些具体方面的看法、想法可以帮助大家进一步的讨论当中，能够把文化谈的更深入一些。

中心的问题是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起码是过去100年一直在争论，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多一些，有的主张干预少一些，其实没有一致的意见，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我这里是谈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可以能够站得住脚的一些理解和看法。为什么谈政府职能，因为实际上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就是改善政府职能，那么现在的投资环境，一些不理想的地方，仔细的分析起来，在多数情况之下，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的缺陷，或者该做的事情政府没有做，或者政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政府做了很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做好。我想我们投资环境方面的问题，若仔细的分析起来多数都是这种情况，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以外，人为的因素很多是政府的错位、缺位、或者工作不到位。所以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起码是从理论上，从比较理想的状态来看，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

我想虽然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争论，像我刚才说比较左比较右的经济学都有，但是呢，有一个原则是大家都认可的。哪个原则呢，就是政府应该做几种事情，做老百姓和市场机制不愿意做的事情，做他们做不了的事情，或者做不好的事情。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如果这个老百姓可以做，市场机制可以做，比政府做的好，那就让老百姓和市场机制去做。我想这个原则是大家都认可。实际上这个原则也是我们中国过去30年改革成功的秘诀之一。我们改革之所以这么成功，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总结，实际上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简单的，就是政府放手，让老百姓干，政府不要阻止他发财，老百姓发财了。尤其是像有的比较简单，农村的改革，老百姓养鸡养猪都不行，现在就是自由买卖，就富裕了。从城市经济发展来，我们成功最重要一个方面，最早是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崛起，90年代以后就是靠民营企业，就是让老百姓自己致富，让老百姓自己干。所以我想这个原则恐怕是大家可以认可的原则。那你说什么样的事是老百姓做不了的事？我想从经济学的道理来讲，不一定完全的符合周围的实际，从经济学的道理来讲，我喜欢概括为1加4。有这么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做不好。第一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市场机制就是天生管不了。前几年的争论当中，很多人说，市场改革搞错了，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市场机制就是解决不了公平问题，这个要靠政府解决。如果说是30年的改革带来严重的公平问题，该下手的地方是加强政府的职能，不是取消市场机制。所以就是十七大讲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就是这个意思。效率方面，市场机制是推动和改善效率，他可以提供公平方法，有缺陷，做不好。第二种就是存在外部性，会失灵，第三就是存在治安垄断也会失灵，信息不对称也不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这些领域是要政府干预的。所以我想详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府要干预。

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政府面临三个方面的任务，共识的程度不一样，第一政府要消除绝对贫困，第二方面要保障机会的均等，保障过程的公平，第三就是收入再分配，政府应该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分歧是很大的。所谓的争论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不要增加社会福利，要不要再进行分配。尽管有这么多的争论，但是实际上大家都认同的就是政府要实行必要的再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目标。当时呢，怎么就叫做必要，这个事情又要争论了，但是这三点是政府要做的。这个事情对投资环境有什么贡献呢？好象大家很少谈论社会公平问题，用很多国家的话说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对投资环境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方面。他一方面是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在我们中国，谈到这个事的时候，已经不怎么提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问题，因为中国走到哪里去都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我们现在关注的都是像白市长谈到的审批，公共服务这些。但是国际的范围之内，比如自己资本流动这么一个平台上，国际上投资者，往一个国家投资，不是看你公共服务，首先是看你政治、社会稳定不稳定。所以促进社会稳定也是投资环境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公平的实现程度，决定你这个国家和地区能不能提供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刚才白市长也谈到，外商投资非常看重你劳动力队伍的素质，这个劳动力队伍素质很大程度取决于成都促进公平方面做的怎么样，尤其是教育卫生这两个领域，是不是给全体人民提供公平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

那么和市场相关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提供一个和投资环境相关的公共物品。这个大家是没有分歧的，肯定政府要做的。而且恐怕大家都承认，这是政府第一要做的事情，如果政府实在是精力有限，但是首先要保证这个事情，就是提供公共物品，比如法制。因为太基本了，所以经常大家不太提它了，实际上这是非常基本产权的保护，产权的保护是整个市场经济能够运营的基础。如果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这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市场经济的。合同的实施，民间的交易能不能实施，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像白市长谈的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打击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宏观经济管理，对汇率利率的管理等等。

那么这些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是市场机制运营的基础和条件。那么对于我们，从30年改革走过来的同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强调一个观念有可能出现的误区，我们80年改革的时候，90年代初形成一个概念，就是政府和市场好象是一种太极图似的黑白分明，政府多了市场就少，政府少了市场就多。80年代改革就是政府退，市场前进。这个概念80年是实用的，在现在有些领域这个概念也是实用的。所以政府退，经济的效率和活力就会提高和加强。但是90年代以后，这个概念很不完全，为什么？因为在很多其他地方，市场机制之所以发挥不了作用，市场机制之所以不到位，不是因为政府做的太多了，而是因为政府做的太少了。政府什么事情做的太少了呢？解决刚才所说的这些方面做的不到位。所以在这个方面政府的职能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性的条件。英文里面有一个词ENABLE，就是使得市场机制能够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政府和市场不是相互替代的，或者政府是市场机制一个支撑条件。这是90年代以来我们很多同志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尤其是很多同志比较简单化的想法，仍然认为，进一步的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善市场机制，关键还是政府要退出，但是有一些领域是这样，但是这些方面关键是政府要强化他的作用。

比如说合同的实施，大家可能在实践当中，可能了解的更清楚一点，我们普通老百姓，做生意发生的纠纷，有多少是私下解决，有多少是诉诸于法律，大概20%的情况是拿到法院，大多数都是私下解决，对法院解决纠纷的信任度在各地不一样，这个就是典型事情，就是政府的职能不到位。那么市场机制在其他方面一些表现，比如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都是非常需要政府强化他的职能，垄断行业的监管，比如电网，就是需要政府对他进行监管，一些高度不对称的市场要进行监管，比如金融市场，没有监管它谁也不敢去投资，现在交易越来越复杂的情况，质量的监管也越来越重要。他的基础，为什么要监管质量，就是因为有很多产品的质量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个质量如何，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这些情况也是一样，这些领域政府的职能，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障公平竞争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那么，这些皆是非常粗略地画了几个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画一个圈，哪些是政府不应该做的。我觉得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事情政府是应该退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政府代替企业家做出经营方面决策或者投资方面的决策。我们经济生活当中，应该说最重要的决策就是投资决策，我们的资金，我们的资本，投向什么样的产业，投向什么样的行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由政府决定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很多地方，实际上政府仍然在参与甚至主导这些经营投资性的决策，不是指环境保护。划定一个区域不许建工厂，这是环境保护监管方面的决策，不是经营上的决策，但是很多地区我们看到，政府运用自己对土地的控制，对资源信贷的控制，对其他基础设施的控制来实现自己的投资重点，来实现中国的投资意图。我举一些稍微远一点的例子，比如农村。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县，有几个同志给我说他们几年前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到春天开拖拉机到乡下检查，就是检查你地里种棉花没有，种了没有事，如果没有种就要翻你的地，让你种棉花，因为县委书记说要建成棉花生产基地，所以家家户户都要种棉花，这是可以上《焦点访谈》的极端的故事了。但是我们工业服务业也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有一个相当发达的大城市，政府一定要搞金融，这个区是我们这个地方金融行业的集中地，比如盖一座楼，所有外国的银行都要进这个楼，而且哪家银行进哪个房间都分配好了。实际这种事情是非常多。干预市场的经营决策也是司空见惯的。我记得有一个西部企业家讲的一个事情，当时他在西部搞了一个工厂，非常成功，但运输成本很高，所以他就打算到武汉搞一条生产线，在武汉建立20条生产线，明天就要签字了，结果头天晚上老家的省长到他企业来，他说可不可以和你商量商量，在我们省里面先建一条生产线，再到湖北去，钱让家乡人赚。这个老板一听，马上就取消了湖北的生产线。大家都是出于好意，但是这里面可以看到经济效益方面的损失是很大。

再一个就是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损害公平竞争环境。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也没有人主张，但是实际当中，操作起来，大家实际上经常对公平竞争环境造成损害。比如说有的地方，我不知道成都有没有，就是政府前些年有一些重点扶持什么什么样的企业。你看政府的工作计划，我们这个地方今年有重点扶持十家小巨人企业，我们要重点建成什么什么基地。实际上我们政府的同志经常没有意识到，你重点扶持一些企业的时候，实际就是重点在歧视其他的企业。尤其是我们政府的眼光经常放在明星企业，增长非常快、个儿比较大的、资产非常大的、或者是外国来的大公司，台湾香港来的大老板，我们眼光很少顾及本地的土生土长的小的民营企业，所以我们很多重点扶持的政策，落实到最后就是重点歧视的政策。而我想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我们杜大伟先生也强调了，外商投资是我们地区发展很重要的力量，但是我们中国岗位的创造最终还是靠普通的民营企业。就是靠所谓的就是面大面广的，普通的老百姓开办的最不起眼的民营企业，一两个明星企业可以拿得出来，放到桌面上，但是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创造工作岗位是非常普通的民营企业，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重视给这些弱势的中小企业，给普通老百姓开办的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想这两件事情是政府不应该做的。这是画了一个非常粗略的圈，给大家提供一个背景，一个靶子。我就讲到这里。剩下的时间大家一起讨论吧。